京郊乡村民宿 缘何后来居上(3)

　　张晓颖的话不无道理。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北京GDP突破4万亿元大关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5002元，比2020年增加了5568元。如果按当前汇率水平，意味着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1.2万美元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，即将迈进高收入阶段。

　　这样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明了北京乡村民宿因何火爆，也道出了为何农家乐最终衰落。作为同属乡村旅游的两种业态，以“吃＋”为主的农家乐，一家一户、各自为战、产业链条短的劣势与旅游细分市场并不兼容，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个性化需要；而以“住＋”为核心的乡村民宿，因为涉及面广、产业链条长、体验半径大等原因，能全方位、全产业链地满足城里人需求。

　　历史数据也佐证这一分析，回顾北京乡村旅游20多年的行业发展脉络，1.0时代的原始农家乐逐步过渡至2.0时代的京郊乡村旅游，再进一步形成了3.0时代的乡村民宿引领京郊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新局面。这背后隐藏的是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曲线，1.0时代的农家乐流行时，当时北京居民人均收入刚刚接近7500元，属于中低收入阶段，而2.0时代的乡村旅游，居民收入则处于3万元左右，现在北京人均收入已达7.5万元，乡村民宿的3.0时代相伴而来……由此，乡村民宿迭代农家乐不单是行业规律，更是20多年来北京经济社会高速发展、百姓收入倍增的直接体现。

　　城乡资源互换的“接口”

　　京郊民宿凭新冠肺炎疫情政策、借冬奥之机出现的火爆局面，能否持续下去？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“老友季”民宿与村庄共生融合的故事提供了思路。

　　“爬过青山蹚大河，一脚迈进金笸箩。有鸡有鸭又有馍，吃喝玩乐真快活。”这几年金叵罗村变化很大，其原因之一就是乡村民宿的融入。

　　上午十点，密云区金叵罗村“老友季”咖啡馆，村“两委”干部正在和外商洽谈。这两年，几乎每周都有城里人到村里看资源、谈项目、谋合作，而村干部往往把谈判地点放在“老友季”民宿二楼的咖啡馆。依托于“老友季”民宿，村民说事、合作社成员培训、调研讨论也往往被安排在这里。

　　“老友季”民宿创始人梁晴原来是一位外企高管，辞职后一门心思扎到了民宿创建中。五年前，她选中了金叵罗村中心的一户百年老宅，改造修葺后，经过几年精心运营，她的民宿已经成为村里一张“名片”。

　　梁晴说：“不管哪种类型的民宿，一定要和村民的房屋在一起，并且主动融入周边乡邻，因为村民才是农村的主人，是乡村民宿发展的根基，民宿与乡村是彼此滋养、彼此给予的。”

　　“老友季”不仅是村里发展产业的参谋助手，更成为城市资源入乡的“媒人”。在“老友季”的撮合下，北京首个乡村会客厅、教育农场，4个本村“亲子小院儿”相继加入乡村建设中来；北京国际设计周艺术乡村主题展、全国首个“科创中国——乡村振兴实践基地”纷纷落户……金叵罗村“沉睡”的资源得以被挖掘和梳理，桩桩件件有条不紊地精彩亮相。村里的老人则端着厚厚茶渍挂壁的大茶缸，好奇地看着从未见过的各种变化……

　　因为“老友季”民宿，农村和城市在金叵罗从分割走向了融合。金叵罗村党支部书记王义江说：“有的民宿项目与村庄发展不同步，有的投资者只想在村里做自己的生意，我们都不会考虑，我们更欢迎能够给村庄带来发展，提升村民理念的人才和项目。”

　　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民宿都如“老友季”一样，一些隐于半山间、居于绿水前的乡村民宿依然“顾影自怜”，一味运营自身“住”，缺乏乡土的养分和能量。有些乡村民宿，除了利用乡村果园、花圃、池塘等，让游客从事简单的采摘、垂钓外，与村民没什么互动，更不用说与乡村文化的融合与传承，时间长了，游客觉得不新鲜，民宿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。

　　事实上，乡村民宿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乡村发展。据梁晴回忆，“老友季”进来后，村庄开始清理乱堆乱放、治理排洪沟和垒砌花墙等，村落整体风貌有了很大改观，直接提升了住户体验。

　　梁晴说的不是个别现象，也不是局部问题。这两年乡村民宿吸引了很多个人和旅游企业进驻乡村，甚至吸引了一些周边产业入局。乡村要想接得住、接得牢，还得有长远规划和系统思考。

　　可喜的是，北京市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，北京市副市长卢彦曾在一次精品民宿发展论坛上表示，北京将以乡村民宿为载体，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产业、环保、文物保护相关规划有效衔接，真正做到“多规合一”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。

　　从现实条件来看，北京乡村民宿高位发展具备充足的条件，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，雄厚的人才储备，还有相对充足的房屋来源。